我站在三步外，两只手还留着鱼冰的麻。我听见自己心里在算：外送今天能跑几单，一单四十五到七十，跑十二单不到八百，八百块填不进一沓两千。我算到第三遍，算出同一个数，就把耳机塞进去，骑上机车。
七点零五，我从巷口出去的时候，老廖的机车正好停在槟榔摊前面。他穿一件修车厂的蓝色工作服，拉链拉到胸口，口袋里插一支笔。他看见我，下巴抬了一下，算是打招呼，眼睛却往楼上看。陈金枝从二楼窗户探出半个头，头发还没干，湿的贴在颊边。
「等我五分钟。」她说。
「十分。」老廖说。
「五分钟。」
「十分，我载你到车站买饮料。」他笑，骂人带笑是他的毛病，「你每次都讲五分钟。」
我把机车倒出巷口，后视镜里看见老廖从机车前挂的塑料袋里拿出一杯豆浆，递给楼上的手。那只手从窗口伸出来，手腕很白，接过豆浆的时候指尖碰到老廖的手背，两个人都没缩。我把油门转下去，机车冲进基隆路的车流，耳机里的歌盖住了巷口的引擎声。
外送第一单在信义路的一栋老公寓，十二楼，没电梯。我提着两袋早餐爬上去，气在喉咙里烧，汗从腋下流到腰，T恤后背贴出一块深色。按门铃，里面是一个穿睡衣的男人，头发翘着，眼睛还没全开。他把袋子接过去，关门的时候门缝里传出电视的声音，是早新闻，主播在念房贷利差。
第二单在台北车站附近的商办，收件的是一个戴耳机的女生，她一手拿手机一手接袋子，袋子和她的手臂撞了一下，豆浆杯倒了一杯，热的，洒在她的手背和外套袖口。她嘶了一声，抬头看我，我把纸巾递过去，她擦了两下，指尖在袖口上搓，搓出一小团泡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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