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白了，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，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，扩大育种群规模，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。
为此，在原长白猪、大白猪、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，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，至今已经快十年了。
“可惜，这么多年来，联合育种并不成功。”寒暄后坐上观光车，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，毫不讳言道。
尽管他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，但他毫不掩饰对于联合育种的不乐观态度。
齐政和前排的李东亮对视一眼，目光里尽是了然。
全国联合育种的想法是很好的：把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联合到一起，那么万里挑一选育的效果肯定优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，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——国内拥有国家级和省级地方保护品种将近50个，除了从国外引入的瘦肉型猪种，几十年来各地也培育了不少杂交配套系。这么丰富的遗传资源，为我国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从理论上讲，只要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种猪，我们就应该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种猪。
然而，这里面有个很大的漏洞——它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同一个规则下开展工作，所有的工具、标准都统一，所有动作整齐划一。
事实却是，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与方向就很难达成一致，中国这么大的区域，市场需求不一样，企业的经营模式也不一样，相互之间竞争还异常激烈，那育种目标怎么可能一样？
别的不说，嘉谷农牧原本也是联合育种的重磅“选手”，但是，除了嘉谷系育种场之间有充分的遗传交流，与其他育种场之间的遗传关联根本无法建立。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竞争关系，谁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？就算愿意拿出来，这些企业提供的数据也不一定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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