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，会议继续在原地召开。
会前，主持人命令我离开会议室。约过了十来分钟，我才听到有人来喊我。
我坍塌不安地走进会议室。主持人见我坐定以后就宣布继续开会。
首先向我交待政策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，接着叫我交待“怎样策划迫害出身好的同志？”
下午的会议，再不是主持人唱独角戏了，发言的人开始踊跃起来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由于平时大家彼此之间不甚了解，被揭发出来的问题，只能是靠分析、推理。整个下午，绝大部分的发言都在追查我的动机和手段。
终于挨到了食堂开晚饭的时间，主持人责令我，晚上回到旅社，继续写书面检查。我知道我的“关”还没过过去，但不会再在会上接受“揭发、批判”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二十几个校长没被检查，哪来那么多的时间？
几天的会议结束了，主持人作总结。
总结会上，他振振有词：”还有不少学校负责人，蒙混过关，问题没交待彻底，责令你们回去以后继续深入反省。“
这次会议以后，我不但不能轻装上阵，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，终日等待组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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