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这批长期追踪的病例,编号从K-117直接跳到K-124,中间六笔呢?」
「这里——」她指着另一栏,「同一个受赠者编号,出现了两份不同的术前纪录,血型栏位不一致。是输入错误,还是两个人共用了一个编号?」
「还有,你们的捐赠者资料只有代号,没有任何可回溯的身分栏位。器官来源的追溯X是移植医学的基本要求——你们的1UN1I审查,是怎麽通过的?」
三个问题,全部以他当场展示的资料为根据。没有一个字泄露她不该知道的事,可是每一个问题,都JiNg准地落在这套系统最不能被细看的接缝上。
&一个都没有回答。
他只是微笑着说:「你的观察力,b履历上写的更好。」然後结束了参观。
回到顶楼办公室,他在自己的记事本上,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缩写,记下了那三个问题。
不是问题本身让他在意。是问题的校准——她问的每一个问题,都刚好停在「一个敏锐的新研究员看得到的范围」边缘,一步都没有越界。一个真正一无所知的人,问不出这麽JiNg准的问题;一个知道太多的人,通常会忍不住多问半步。
而她,刚刚好。
刚刚好,才是最可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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