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首先，看懂史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不单单是文言文的关系。
第一，史书是史官写的。
虽然有宁死也要记下‘崔杼弑其君’的史官，但史官也毕竟是人，改过史书的也是有的。
第二，史官也不一定知道所以事情全貌，毕竟不是亲眼见证。
毕竟说鸿门宴那一段，司马迁把樊哙写得十分出彩。
但这也是他问下樊哙孙子的话，这就值得商催了，毕竟给孙子吹个牛什么的也是人之常情。
而一旦吹出去，大家都是同僚，也不好揭穿，随意就可能记录了下来。
第三，就是出于特定目的编撰的史书，就是为了忽悠人。
比如说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本来就是为了皇帝而准备的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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